在古代，工匠与文人士子并不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其身份地位逐步得到提升直至巨变，这与文化艺术有着密切关系。从一开始，印人就是一种工匠姿态，他们往往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掌握着篆刻印章的工艺。所谓印人就是从事篆刻印章的人。但他们并不懂文化艺术，也跟文化墨客是完全两个阶层的人。在先秦时期，一些象征着贵族地位的物件比如陶玺、铜玺等就是由印人制作完成，那个时期的印章还不像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种个人私有的精美小物件，它往往象征着权力和地位，是一个家族或者官府掌权人员所保管，而不是普通人物的私有财产。

人们争相追捧象征着文化艺术地位的印章，似乎谁的印章更精美，谁的印章上刻的文字更有意蕴就意味着这个人卓越的文化修养和高尚情操。相反，如果身处明代中后期，而不懂印章玩赏，就会显得不通文墨，从而受到人们的质疑。

在明代中叶，由江南而起的经济繁华与人民富庶使得市民阶层急剧扩大，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这也推动了印章行业的繁盛，印人的身份也随着印章行业的兴盛而发生了较大的提升。

印章本身是由工匠打造，它的材质组成具有手工业特征，其中表现出来的是技艺方面的精巧和完善，而这种通过物的层面而造成的视觉审美并不是文人墨客的自觉追求。文人的精神追求绝不在于技艺层面的精雕细琢与人工雕篆。文人所追求的是通过篆刻的过程去构建自我的精神世界，表达自己的思想情感与艺术品格，成为抒情言志的表达方式。这样的文人雅印就变得如同诗词歌赋一样具有表情达义的意义。

印章具有很多用途，除了最主要的作为印刻留名的用处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用处，比如在殉葬之中使用、用作随身佩戴之物、作为物件器物的图标印记。在这种种用途中，印章的总体智能可以概括为一种凭证的出示。另外也具有装饰美化、商业标志的意义。人们使用印章大多是为了实际层面的用途，而不会说去欣赏品味印章本身，印章在现实层面具有丰富的操作实践意义，功能可以说相当丰富。

明代中叶之后，城市商品经济大规模发展，商业繁荣带动了书画市场以及篆刻工艺行业的兴盛，数量众多的印章材质在市场上广泛流通。印章作为文房四宝之外的又一个宝藏被众多文人士子所使用。在文人的书房中，陈列着众多书籍、画作、艺术珍玩、古董器物，然而，明代中叶以后的文人对于自己的艺术赏玩还远远不只是如此，印章在他们的文化艺术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印章已经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器物层面的物件，而成为了一种艺术理想追求的中介物，具有十分丰厚的文化内涵和艺术风韵。这种文人对于印章的风雅欣赏使得印章本身具备了雅玩的艺术职能。印章本身的形态做料、制作技艺、印章上刻制的只言片语都成为文人集会议论不休的话题，成为一种品味玩赏的重要对象物。

而石章的出现，印人的职能发生巨变。

石章，顾名思义，就是指的是石头材质的印章。它最初被人们使用时在元代，比如根据一些历史资料记载，当时著名的画家王冕就有使用石章。但是在元代，石章只是被个别或者少数文人学者使用，并没有成为被广为使用的材料，石章真正得到普遍使用是在明代中叶以后。相比于其他的材质形式，石章更容易被广大文人士子所接受，也更容易被驾驭，因此，从事印章行业的文人数目大大增多。

而这种现象也使得中国的印章历史发生了剧烈变动，甚至发生了质的转变，中国印章史转变了性质而成为文人从事篆刻的行业，因此带上了之前所没有的文化艺术气息。而印人在中国印章史上的中心地位也得到确认。

在明代晚期，出现了个性解放的思想潮流。人们的生活想法也发生了变化。大家追求人性欲望的解放，并且追求的是生活上的自由，希望自己与他们不一样，一个人应该是有自己独特之处的，而不是人云亦云，别人做什么我也做什么。这样的一种思想就是晚明时期兴盛起来的个性思潮。晚明个性思潮的兴盛与当时经济的巨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正是由于经济水平的提高，人们在解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之后才能有机会和念头去探寻自己精神人格方面的发展与进步。

换句话说，如果没有晚明时期文化思想的解放，尤其是个性思潮的流行，也许直到现在印人的地位也不会得到很高的提高，然而，历史只有一次，意义且深远。